与此同时，有分析称，如果日本将该国39吉瓦的煤电厂均混入20%氨气，全球的氨气供应可能都难以满足日本需求。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报告，瑞典能源转型指数全球最高，是能源转型引领国家，单位GDP能耗仅次于瑞士，为全球第二低，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也位居全球第二低。近日，瑞典区域供热理事会中国分会会长安德森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国际暖通高峰论坛——碳达峰、碳中和与清洁供热绿色发展国际峰会上介绍。
早在20世纪70年代，瑞典政府就颁布了一系列强制性法律、法规，引导节能减碳行为。瑞典的垃圾清运费遵循按量计费的原则，住户产生的垃圾越少，所需要缴纳的费用也越低，采用经济手段就可鼓励从家庭开始对垃圾进行回收和分类。其次，可充分利用危险废物，通过等离子气化处理，产生可用于发电和区域供热的氢气。据了解，目前，瑞典的非化石能源占比已超3/4，整个国家电力系统中与煤炭相关的电力仅占3%。该市还利用食物垃圾和污水处理厂中的污泥生产生物质燃气，并通过当地的燃气管网将生物质燃气分配到加油站，用于公交车，出租车和私家车使用，最大限度挖掘城市废弃资源的能源化潜力，以此实现减碳目标。
垃圾热电设施已经成为瑞典电气化和区域供热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瑞典，通过回收循环化和能源化利用，有近约49%的垃圾经焚烧后转变为能源，36%的垃圾被回收使用、14%用作肥料，填埋率仅不到1%。此外，蒂森克虏伯集团已开展氢能炼钢示范项目，预计到2022年进入大规模应用阶段。
美国模式：浅尝辄止的试探美国氢能发展经历两起两落，但将氢能视为重要战略技术储备的工作思路一直没有改变。那么我们国家在氢能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应该采用何种模式？上述四国的发展模式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是否可以借鉴？德国模式：围绕脱碳服务德国能源转型近年来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须清醒地看到，我国氢能产业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远未达到大规模商业化的临界点，对价值创造功能不可预期过高。其次，为提升电力系统供应能力，德国增加了天然气发电，但由此需要从俄罗斯等国家进口更多天然气，导致能源对外依存度提升。
现阶段，德国政府与荷兰等国正在开展深度合作，重点推广天然气管道掺氢，构建氢气天然气混合燃气（HCNG）供应网络。日本氢能汽车技术已经颇具影响力而氢能来源广泛，价格与油气的关联度不高，增加氢能进口和消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分化油气价格同向波动对本国经济的影响。
应利用氢能的特点和优势，发挥其在可再生能源消纳、增强能源系统灵活性与智能性等方面的作用，更好地与既有的各种能源品种互动，最终促进能源革命战略的深入实施。在氢气应用端，将绿色氢气用于天然气掺氢、分布式燃料电池发电或供热、氢能炼钢、化工、氢燃料电池汽车等多个领域。因此，日本迫切需要在当前能源消费格局中开辟新的阵地，寻找能源安全的缓冲区和减压阀，摆脱其对于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当前，世界各国都在加快推进氢能产业发展，初步形成了四种典型模式，即以德国为代表的深度减碳重要工具模式，以日本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制高点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中长期战略技术储备模式和以澳大利亚为代表的资源出口创汇新增长点模式。
2019年11月，澳大利亚政府发布了《国家氢能战略》，确定了15大发展目标、57项联合行动，力争到2030年成为全球氢能产业的主要参与者。具体来看，发展氢能产业是优化能源结构、推动能源转型、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战略选择，是促进节能减排、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我国发展氢能也是为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目标服务。每个国家发展氢能产业都有其初心和使命。2019年年底川崎重工首艘液氢运输船下水，补齐了澳大利亚和日本氢气供应链最后一块拼图。
澳大利亚模式将氢能视为产品，即乘着全球刮起的氢风，积极扩展出口产品结构，获取更多收益。日本未来消费的氢能虽然仍需要从海外进口，但主要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与中东、北非等传统油气来源地区形成了空间分离，进而分化了地缘政治风险。
日本的能源结构高度倚重石油和天然气，二者占能源消费比重高达2/3，因为国内能源资源比较匮乏，95%以上的石油和天然气都需要进口。截至2019年年底，德国已有在建和运行的PtoG（可再生能源制氢＋天然气管道掺氢）示范项目50个，总装机容量超过55MW。
超过30个地方政府发布了氢能产业发展规划/实施方案/行动计划，相关的氢能产业园氢能小镇氢谷项目涉及总投资额多达数千亿元，氢燃料电池汽车规划推广数量超过10万辆，加氢站建设规划超过500座。同时，石油和天然气在价格上有较高的关联度，两者仍然属于一个篮子里的鸡蛋。二是提升认识视角，逐步构建绿色低碳的多元化应用场景2019年年底川崎重工首艘液氢运输船下水，补齐了澳大利亚和日本氢气供应链最后一块拼图。日本是地震、海啸、台风等自然灾害多发的地区，能源供应中断情况经常发生。氢能和燃料电池集尖端材料、先进工艺、精密制造于一身，兼具高附加值和高门槛属性。
此外，蒂森克虏伯集团已开展氢能炼钢示范项目，预计到2022年进入大规模应用阶段。因此，应从我国能源系统的核心问题出发，找准切入点，选择融入能源系统的合适路径。
其次，为提升电力系统供应能力，德国增加了天然气发电，但由此需要从俄罗斯等国家进口更多天然气，导致能源对外依存度提升。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就将氢能视为实现能源独立的重要技术路线，密集开展了若干行动和项目，但热度随着石油危机影响的消退而降温。
澳大利亚基础设施优势明显出于经济可持续发展考虑，澳大利亚政府急需找准新兴市场需求，拓宽出口渠道。2011年福岛核事故之后，日本核电发展遇到越来越多的阻力，如果实现本土弃核，意味着能源对外依赖程度还要提升。
电解水制氢技术发展迅速，规模提高、响应能力增强、成本下降，使其有望成为大规模消纳可再生能源的重要手段。德国模式将氢能视为手段，即发展氢能是为了破解能源转型和深度脱碳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但由于国际油价暴跌，LNG出口创汇能力也被大幅削弱。每个国家发展氢能产业都有其初心和使命。
日本的能源结构高度倚重石油和天然气，二者占能源消费比重高达2/3，因为国内能源资源比较匮乏，95%以上的石油和天然气都需要进口。我国在加快发展氢能产业的过程中，需要广泛参考借鉴国际经验。
我国的氢能技术储备不足、产业根基不牢固，地区间差异非常明显，绝大多数地区都不具备将技术装备推向市场变现的能力和条件。截至2019年年底，德国已有在建和运行的PtoG（可再生能源制氢＋天然气管道掺氢）示范项目50个，总装机容量超过55MW。
具体来看，发展氢能产业是优化能源结构、推动能源转型、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战略选择，是促进节能减排、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我国发展氢能也是为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目标服务。2000年前后氢能迎来了第二个发展浪潮。
因此，日本迫切需要在当前能源消费格局中开辟新的阵地，寻找能源安全的缓冲区和减压阀，摆脱其对于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我国更应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以安全至上、技术自主、协调推进为原则，不盲目追求市场扩张，避免强行通过补贴手段刺激下游需求，进而把大量补贴资金输送至国外公司。值得一提的是，澳大利亚提出的低碳氢能，既包括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也包括化石能源（尤其是煤炭）制氢（碳捕捉）与储运技术。此外，氢能还能够提升本国的能源安全水平。
2019年11月，澳大利亚政府发布了《国家氢能战略》，确定了15大发展目标、57项联合行动，力争到2030年成为全球氢能产业的主要参与者。首先，随着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和发电量的稳步提升，维护电力系统稳定性成为其头等挑战。
全球四种氢能发展模式及其特点从上述对全球氢能发展四种典型模式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各国发展氢能产业均有其出发点和立足点，均考虑了各自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现实需要等多方面因素，大多遵循了战略上积极、战术上稳健，坚守发展初衷、不盲从、不冒进的推进策略。因此，应统筹经济效益、节能减碳和产业发展等因素，利用氢能具有的高效清洁的二次能源、灵活智慧的能源载体、绿色低碳的工业原料三重特点，逐步构建在交通、储能、工业、建筑等领域的多元化应用场景。
日本未来消费的氢能虽然仍需要从海外进口，但主要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与中东、北非等传统油气来源地区形成了空间分离，进而分化了地缘政治风险。二是提升认识视角，逐步构建绿色低碳的多元化应用场景。
